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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某表示，也有一些在外地的或者留在本地但顾虑较少的同学坚持为常仁尧做证，“当时刚刚案发，他们就主动站出来要求作证。”与这些主动证明张某林存在过度体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栾川实验中学副校长田占柱在庭审中先是表示“未发现张有体罚行为”；后在庭审中，辩方律师对其连问“有没有调查过张某林是否体罚常仁尧”“谁把学校对常仁尧的控告书传播到网上？”等5个问题时，田占柱一概用“不知道”或“我拒绝回答”等来回答，场面一度尴尬。

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今年代表提出的建议拟交由200个承办单位研究处理。承办建议数量较多的单位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其中，代表建议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办理的有4984件，占建议总数的69.8%。

罗牛山调整会计核算方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9月25日，深交所对罗牛山发出半年报问询函，其中对罗牛山会计方法调整的依据是否充分，以及公司派出的一名董事能否对海口农商行的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等问题进行问询。对此，广东省会计学会理事、会计学副教授凌辉贤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罗牛山委派一名董事至海口农商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这位董事如能在该公司决策中产生重大影响，则可以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但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值来计量的，如果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正常情况下归为以前年度的留存收益更为妥当，而不是当期投资收益。

魏青松认为，律师调查令制度，通过赋予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缓解了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难度，有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避免当事人因无法或及时举证而败诉，使得在实体上本应胜诉的当事人能够胜诉。因而魏青松建议，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在法律层面上，或者通过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建立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

受到算法的限制，针对某些内容，比如汉语文本，以及日语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共用的文本，其综合语调的计算可能会产生一些匪夷所思的结果。例如，中国日报网于今年5月14日刊载了一则题为《特朗普录母亲节视频赞扬自己母亲，只字不提梅拉尼娅》的新闻，从新闻标题到内容怎么看都不像是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但在GDELT数据库中，该文的综合语调指数却高达6.0，相当“正能量”。这也意味着对大数据进行处理的相关算法，还需要在未来的应用和实践中，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受访银行业人士的一致观点是：解决贷款难，可以靠引导贷款资源投放；但解决贷款贵，应该要采用市场手段。因为不少银行在开拓小微市场的时候，为了覆盖人力、物力、精力成本，自然要靠稍微高一点的定价来补低风险。“相对大行用5.6个点去做优质客户，中小行用12、13个点去做首贷户，也可以理解，毕竟识别风险就需要成本。”前述分析师说。